我在精神病院做社工（8）：从潘村长到精神病患者的蜕变

踏入精神病院的每一天，都像是在翻阅一本厚重的书，每一页都记载着不同的人生故事。今天，我要讲述的是潘安驰的故事，一个被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撕裂的灵魂，他的生活充满了幻听与现实的碰撞，他在虚幻的世界里挣扎，却又无法摆脱现实的束缚。

潘安驰，一个年近六旬的男子，因“渐起乱语伴行为异常10年余，加重4天”而被送入四会精神病院。翻阅他的病案，如同一部漫长的悲剧电影，在我眼前缓缓拉开序幕。初见他时，他衣着略显凌乱，眼神中透露出一种警惕与迷茫交织的复杂情感。

“潘先生，您能告诉我，最初是什么让您感到如此压抑吗？”我尝试着与他对话，希望能找到他发病的根源。
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缓缓抬起头，眼神中闪过一丝痛苦：“那时候，我当村长，压力太大了。村里的事情，家里的事情，都像山一样压在我身上。我总觉得周围的人都在针对我，用眼神、动作，甚至是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来刺激我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表示理解：“那种压力确实很大，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呢？”

“我只能靠运动和调节生活节奏来勉强维持。但时间一长，我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入睡，整天都在胡思乱想。后来，就出现了幻听，那些声音，就像是真的在我耳边一样，问我一些奇怪的问题，让我无法安宁。”

在对话中，潘安驰的表现让人既心疼又无奈。他思维敏捷，但注意力涣散，时不时警惕地环顾四周。

“潘先生，您能描述一下那些幻听的内容吗？”我试图引导他更具体地表达。

他皱了皱眉头，似乎正在努力回忆：“那些声音，有男人的，也有女人的，他们总是在我耳边说话，问我一些奇怪的问题。有时候，我还会听到一些几十年前的事情，就像是我的记忆被扭曲了一样。”

我注意到，当他说到幻听时，他的眼神会变得空洞而迷离，仿佛真的听到了那些声音。

“您觉得周围的人都在针对您，是真的吗？”我小心翼翼地问道。

他摇了摇头，又点了点头：“我也不知道。有时候我觉得是真的，他们看我的眼神，说话的语气，都让我觉得他们在针对我。但有时候，我又觉得是我自己想多了。”

在医院的日子里，我尝试着接近潘安驰，试图走进他的内心世界。我陪他聊天，听他讲述那些虚幻的声音和奇怪的想法。

有一次，我看见他在病房的角落里，拿着一个破旧的笔记本，自言自语地写着什么。我好奇地走过去，发现他正在记录那些幻听的声音和对话。

“潘先生，您在写什么？”我轻声问道。

他抬头看了看我，然后指了指笔记本：“我在记录那些声音，我想弄清楚他们到底在说什么。”

在与潘安驰的相处中，我逐渐了解到他发病的更多细节。那些压力、那些幻听、那些关系妄想，都像是一张张无形的网，将他紧紧束缚在虚幻的世界里。

我开始尝试用社工的专业技能来帮助他。我引导他进行冥想和放松训练，帮助他缓解幻听带来的压力和焦虑。我鼓励他参与病房的集体活动，希望他能在与他人的交流中找回一些现实的触感。

然而，潘安驰的康复之路并不平坦。他时常会在幻听的世界里迷失自己，无法分辨现实与虚幻。有一次，他甚至试图冲出医院，声称要去“指挥”外面的车辆。

“潘先生，您不能这样，这里是医院，您需要治疗。”我试图劝阻他。

但他却像没听到一样，继续往门口冲去：“不，我要出去，我要指挥那些车辆，他们都要听我的！”

我和医护人员费了好大的劲才将他安抚下来。那一刻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精神病患者内心的无助和绝望。

为保护患者隐私，以上人物均为化名，如有雷同，纯属巧合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将继续陪伴潘安驰，和医护人员一起，尽力帮助他走出虚幻的世界，重新找回现实生活的色彩。